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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没有医院。农场的准则是不活就是死亡，然而，在工作与死亡之间存在着宽松的缓冲地带，是狱守们提供的。我说过，狱守们既不残忍，也不善良。只要不给他们惹麻烦，他们就敷衍了事。我和另一位囚犯显然站立不稳时，他们就让我们呆在宿舍里，躺睡袋，对我们视而不见。最后一次审问我病得很厉害，另一位中年同伴肝脏病膏肓，苟延残了，但又不能立刻死去，于是就让他躺在睡铺上，慢慢死去。

先前我说过，在普利芬农场我们活吃不饱，上穿的衣服，尤其是脚上的鞋袜，不能抵御酷冬严寒。狱守们大都是些缓刑犯人，比我们好不了多少。农场的质及其理方式是惩罚的，但并非毁灭的。我觉得，假如不让犯人服药，不审问犯人，这个地方还是可以忍受的。

一些犯人分成12人一组接受审问，只是千篇一律地忏悔一番，背诵回答一系列提问，注一针防克母恋药，便被放去活。其他犯人，即政治犯，每隔5天就要接受一次药作用的审讯。

既然格辛人的冲动受到自然的严格限定与制约，那么就较少受到社会的预：对的规范，引导与压制比我所知任何两社会都少。戒完全于自愿，纵也完全可以接受。恐惧与绝望极为罕见。我第一次耳闻目睹社会目的与背而驰。受到压制，而不仅仅是压抑，虽然不产生压抑，但从远的角度会产生也许更可怕的东西：萎靡不振。想想吧，一个受到控制的社会会走上什么样的歧途。

在那儿呆了几年的囚犯在心理上，并且我相信至少还在生理上受到了药的阉割。

我不知他们用的是什么药，也不知审问我的目的何在，更不知审问的容是什么。服药几小时后，我在宿舍里醒过来了，发现自己和其他六七人躺在铺上，其中有的也已经清醒了，但有的依然于药的控制之，显得目光呆滞，无打采的。我们都能站立起来时，狱守就带我们到厂里活，然而，经过第三次或第四次审问后，我站立不稳了。于是他们让我躺在铺上，第二天我又摇摇晃晃地跟小组去了。又接受了一次审问，之后一连昏睡了两天，显然，不是抗克母恋激素就是幻觉剂对我那不同于格辛人的神经系统产生了毒作用，而且这作用是累积的。

，那是火难熬的；因此，要避免火煎熬，避免浪费工作时间，最好本就别克母恋期。于是，他们设法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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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就像阉一样，没有能力。他们仿若天使，没有羞耻，没有望。然而，没有羞耻，没有望，就没有人。